禮
“禮”的本義是社會規范和道德標準，孔子認為知禮而后自立，自立而后立人，禮的發展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在儒家看來，禮是個體生存的根本。然而正是因為禮所具有的自身約束和克制他人行為的特性再加上古時嚴重的等級觀念使人們從服從到厭煩，從厭煩到反抗，最后從反抗走向了改革。
1911年的辛亥革命翻開了中國封建向新共和轉型的新篇章，盡管反抗之聲從未斷絕，盡管幾乎顛覆了所有中華民族千百年流傳下來的三綱五常、三跪九叩的傳統禮儀，他最終被接受，人們思想的進步也使禮的意義隨之改變。
一百年前的成果我們沒有理由否認它的進步性，古時充滿了等級性的繁文縟節早已該被時代淘汰。然而，正是因為時代的進步與世界交流的頻繁，收到西方平等民主文化的`中國人開始蠢蠢欲動，他們大力推崇著西方的民主與人權，使中國的傳統禮儀逐步淡化，他們打著“人人平等”的旗幟，卻毫不客氣地不尊重他人，在這樣可笑的矛盾下，也讓中國禮儀漸漸地得不到重視。
可以說，那些對禮儀淡化甚至蔑視抵觸的人可能與態度并無關系，而恰恰是因為自身的淺薄，因為淺薄，他們盲目地吸納著國外的自由思想，因為淺薄，他們對禮的理解僅僅停留在對自我的約束上，而卻誤解了禮的根本含義。
禮的確是一種約束力和克制力，我們以此來規范社會生活與自身行為，可以說沒有禮就沒有了規矩。此外，對長輩、對他人、對師長的禮儀，并非體現了等級制，反而恰恰反映了自身的涵養。以同樣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韓國舉例，他們對長輩師長的尊敬遠勝于中國，起立鞠躬更是每天都在重復的事情，生活在儒學發源地的我們，豈不汗顏？
要論原因，無非是太過自我，歷史的變遷使中國人越來越執著于自身的利益，一切以自我為中心。而反觀古代先哲，他們都以宏觀的角度討論整個群體，在禮的問題上質疑，古代哲人太多注重群體而忽略了個體，其實他們正是將個體看成群體的一份子，實現相互統一，在群體發展中促進個人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的禮儀文化除去等級性質的一部分，依舊存在著大智慧，有所揚棄是必要的，但其本質經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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