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
唐宋文明為吾泱泱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之顛峰，期間才人輩出。詩詞藝術臻于極致，四座高峰為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當然還有諸如白居易、李商隱、杜牧、柳永之類的文人騷客不能盡述，以四子之比較一窺管豹對于吾等俗人已經足矣。我很驕傲的是作為李白和蘇軾的同鄉，至今仍然能一睹其歌詠過的景致，玩味其意境。
我以為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當然后來還要加入佛家（釋家），但是其要義和道家是接近的）。文人們夢想的是達濟天下和田園仙界的兼具。這一點其實李杜蘇辛四人都有。
當然，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一樣。李白是奔放激情的歌者，他詮釋的是藝術的驚人的想象力和直覺。杜甫是沉郁頓錯的思考者，他心懷家國天下，是個典型的傳統儒家信徒。蘇軾是儒道兩家都兼具的才子，是善于抒發自己不同理念的大家。辛棄疾是個歌吟的武將，其豪氣和才智都令人欽佩。
曾經年少時，最愛李白的詩歌，以為《行路難》的壯美，“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的勇氣，散發弄扁舟的瀟灑，是我最喜歡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讀著、讀著，總覺得有一點點抵觸的情緒。我覺得李白是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是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對于社會而言，不僅有游戲規則，還有潛規則，李白可以說是連游戲規則也沒有弄清楚的。在思想上是可以說是個不明事理的大孩子，他的氣質是道家、釋家的更多一些。所以，他不為世俗社會接收，一生落魄。其實，中國歷史上，盛唐是很開明的，詩人（或者說才子）的地位是很高的，李白的落魄還是他的性格過于的自我造成的。
慢慢的，我很喜歡杜甫的詩歌。沉郁中充滿了頓錯的美感。天下間，傷心人多，更尤在亂世。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杜甫是生在了一個由盛轉衰的時代，社會發展付出了巨大的血酬。他是典型的儒家信徒，飽含一腔熱血，夢想著救國就民。一個悲苦的詩人，“如果世界注定要下沉，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北島《回答》）是對杜甫的最好的注解。杜甫是知道游戲規則的人，但是他可以說是不明潛規則的，或者說是不屑吧。再加上生在亂世，所以他的一生也是潦倒的。
如果說對人的才華欣賞，我是在四個人中最欣賞蘇軾的。蘇軾先生的家離我的家鄉不過數十里之遙（曾經算一個市的）。蘇軾琴棋書畫、佛理禪機、時政甚至軍事無所不通，主政一地（杭州）也能治理的很好，走在今天的蘇堤上，除了感慨東坡才華外無他。（如果是李杜，我以為是很難做好一個地方行政主管官員的）。蘇軾的詩詞，有發人思索的禪理、有豪邁的大江東去、有婉約的十年生死，無不體現了他的全面。東坡肉也是一道不錯的佳肴。蘇軾的悲劇也在于他的才情。他過于的追求完美，追求各方的協調。弄的在政治上，先后得罪了改革派和保守派，遭受了各方迫害，而在海南終老。如果是在一個現代政治體系下，我相信蘇軾是會生活的很好，事業上也發揮的不錯的，可惜他是在潛規則，利益協調的中國社會里生活。
辛棄疾的詞說實話，我不是特別的喜歡，可能是由于很多詞里用的典故太多，我總覺得不夠自然。但嫁軒先生的武略驚人，文滔能如此，已然使人十分佩服。如果說，對于未來更多的是依靠信仰，我覺得嫁軒就是這種信仰很強烈的人。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能成大事者，性格是很頑強的。可惜，嫁軒連成為岳飛的機會也沒有。
按照黑格爾的理解，藝術、宗教、哲學三者共同構成了精神發展的最高階段。三者區別在于，精神達到自覺的途徑和方式不同。哲學是“純粹的思”，藝術是“直覺的思”，宗教是“超驗表象的思”。藝術總歸是一種以直覺來體驗生活的方式，因此還是和生活的方式分離的。純粹的思和超驗的思還是不同的路徑。在不同的路上，我還是比較贊同黑格爾的看法的，哲學作為“純粹的思”是高于其他兩者的。這也是我對東坡評價更高，很喜歡杜甫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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