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

時間：2021-04-13 15:26:40 語文百科

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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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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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漢族，湖廣公安（今屬湖北省公安縣）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勛郎中、國子博士等職，世人認為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少敏慧，善詩文，年十六為諸生，結社城南，自為社長。

　　他是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他既反對前后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系。他說過：”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他亦相信寫文要真，認為“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今人稱為文學進代論），即“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

　　袁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于三袁是荊州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合稱“公安三袁”。

　　隆慶二年十二月六日（1568年12月23日），袁宏道出生，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里中”，[2] 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為師，“奉其約束，不敢犯”[3] 。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嘆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托，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李贄稱贊他“識力膽力，皆迥絕于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并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4] 而卓然獨立。

　　萬歷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愿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游，悠閑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后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5] ”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閑，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6] 。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辭職。

　　游覽著述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后并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游東南名勝，徜徉于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7]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為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8] ，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后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9] ，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后人學習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里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10]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游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云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飾之病”[11] 。

　　北上進京

　　東南游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征，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閑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12] 。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13] 他還說：“宋人詩，長于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14]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后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15] 。

　　潛心文學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筑“柳浪館”于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游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贊嘆，并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于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16] 。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贊《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并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并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陜西鄉試，乘興游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游記與詩歌，“極一唱三嘆之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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