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十九札》有感
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朱青生教授將其概括為兩條：傳道與授業，他解釋說，道中有道惑，業中有業惑，傳道授業的過程就是解惑的過程。《十九札──一個北大教授給學生的信》這本小書，就是朱老師在北大教學過程中，為解答學生的各種疑問而寫成的十九封書信的結集。
讀《十九札》，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翻開目錄，可以見到這樣的章節：關于科學閱讀、關于論文規范、關于提問、關于資料卡片、關于索引……讀書、做研究所涉及的各個方面，都可以從這里找到，并且各章節詳盡地說明了科學的學術規范和方法。如作者在“關于科學閱讀”中指出，科學閱讀應從“通過工具書和目錄數據庫獲得本課題的全部（理論上）的論文之后”開始，初學者若能明了這一原則，便可避免在沒有完全占有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情況下便妄發議論的毛病；又如在“關于外語”一節中，作者表達了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對于全世界的知識分子而言，英語是“普通話”，而不是外語；第二，應關注現代漢語語源外來，并借助外語來增進對母語的理解。文中還提出對現代漢語關鍵概念的“四面切法”：一切其譯義，即西文原義；二切其典義，希臘、羅馬的詞源；三切其釋義，佛教漢語和梵文原文；四切其詁義，漢字的字源和古文獻中的訓詁。若能按此四面切齊，學外語便有根可歸，學問就會有牢固的根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解正確的學術規范，佐以科學的方法，讀書便可事半功倍。
但《十九札》之所以動人不盡在此，更在于十九封書信中字里行間所體現出來的師者情懷，這種情懷乃是“師道”的體現。師道者，為師之道也，中國傳統的師道是“萬世師表”，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是道德上的楷模，精神上的向導。在“天地君親師”牌位上，教師有著神圣的地位。但自清末民初西方的教育體系主導了中國的學校教育之后，中國傳統的師道也隨之衰落了。
中國傳統的教育源于求善的精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氏，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不是目的本身，格物致知之前須正心誠意，其目的在于修身，在于道德的完滿，即內圣，內圣方可外王；西方大學源于求真的精神，亞里士多德的信條是“追求真實”，即以最簡單易行的方法達到最大的目的，所以亞里士多德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不朽名言，而孔子則曰“當仁不讓于師”。與此相關的是，從形態而言，中國傳統的教育是通識教育，這從教育內容上就可以得到印證，儒生廣泛地學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西方的教育是專才教育，韋伯認為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柏拉圖，“柏拉圖的.理想……以人能只因精通一藝而實現自我的信念為出發點。”而孔子則因博而不專受到贊揚：“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清季以來，國運衰微，在西方船堅炮利的物質文明的刺激下，有識之士莫不主張廢除科舉，開設學校，以西學造就有用人材，于是中國教育在劇烈的陣痛中完成了模式轉換，走向了教育現代化。但是中國教育由于同傳統的決然斷裂，在顯示出它的優勢的同時，也暴露出它的缺陷。
西方求真的精神帶來了近現代工具理性的無限膨脹，工具理性對效率的追求導致了現代社會的科層化、社會分工的細微化和人的片面化。出于效率的考慮，現代大學實行分科教育，以造就了解或精通某一門知識的專家，但卻以片面造成分裂，阻礙人性的全面完善。另一方面，現代大學以知識教育為主要職能，而不以價值教育為目的，雖為社會的發展造就大批人材，但卻在對學生精神的引導上有所欠缺。康有為曾經力主廢科舉以廣學校，民國以后卻批評學校教育“以智為學而不以德為學”，可謂一語中的。再者，現代大學以符合大工業生產的流水線方式，大批量生產畢業生以滿足杜會的需求，效率不可謂不高，但從方式上看，卻近于生產物質產品。大部分教師缺乏同學生的情感交流，更難以在道德上指導學生。中國教育的許多弊病，包括中小學的應試教育，其根源莫不在此。
那么，在現代教育體制下，學生何為？師者何為？從朱先生的《十九札》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實踐。他從改進方法著手，教學生如何讀書，進而指出大學的意義、教師的意義、乃至生命的意義。他教授學生知識，又指出僅有知識是不夠的，他強調學術規范和方法，其意卻在方法之上。對朱先生而言，傳授知識并非大學的終極目標，授業的目的在于傳道，即希望學生在知識的習得和規范的訓練中，養成理性的精神以面對選擇和判斷。他區分專家與學者的差異，目的在于引導學生全面發展本性，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他反思人類知識的異化，指出科學的局限，探討藝術作為追求人類精神家園動力的可能；他分析網絡時代給大學教育所帶來的影響，預言大學教師職能的轉變，彰顯教師作為精神導師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朱先生并不是在理論上思考師者何為，而是在現實中踐履著師道，他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是學生的精神的引導者，《十九札》的意義不在于從理論上探討和回答了學生何為和師者何為的問題，而在于這十九封信本身就是朱先生實踐師道的結晶。
傳統的師道始于孔子，翻開《論語》，循循善誘的夫子形象便躍然紙上。昔者孔子有弟子三千，他以退者進之、進者退之，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讓弟子于“侍坐”、“從游”過程中得到啟發和引導，古人所言的“從先生游”、“從先生學”，指的正是這種日常生活中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但自章太炎之后，隨著教育現代化的全面深入，孔子型的教師已成絕響。章太炎作為民國開國元勛，痛詆學校教育，其意必有對傳統學院講學制度的留戀。魯迅曾回憶從章太炎先生求學時如坐春風的情景，說是老師講的《說文解字》早已忘記，但“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如今，傳統的師道無疑已經式微，但仍不絕如縷，正是許多朱青生式的教師，還于自覺或不自覺中傳承了傳統教育中的優秀遺產，在授業的過程中傳道，更以光風霽月的人格和精神言傳身教，成為學生人生路上的燈塔和啟明星。
１９９８年，朱先生當選為北大“最受學生愛戴”的十佳教師，而仍以“自我檢討”為題，指出自己的先天不足和內在匱乏。讀其書，可想見其為人，不禁神往，能直接讀到這些信札的學生是幸運的，而讀過《十九札》這本書的無疑也是幸運。
師道之傳，其在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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