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對韓國現代化的影響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學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儒學具有經世致用的特性，周公及三代禮樂，乃后起儒學之先導，周禮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國儒學之祖庭。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儒家思想對韓國現代化的影響，歡迎閱讀與收藏。
儒家思想對韓國現代化的影響
“漢江奇跡”的產生并非偶然，樸正熙政府的正確引導是其重要的因素。中國學者在對韓國經濟發展及現代化的研究中，從韓國人與儒家思想的關系，深刻揭示“漢江奇跡”背后的思想基礎。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影響韓國現代化的呢？
1948年韓國立國之時，街景凋敝，一片殘破。此后十余年，出于贏得冷戰意識形態競爭的考慮，美國為韓國的經濟振興大量“輸血”，但并未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然而，當上世紀60年代美援逐漸撤出后，韓國的經濟卻開始起飛，創造了35年間年平均增長率近10%的 “漢江奇跡”。驚嘆之余，人們不禁試圖探尋韓國崛起的原動力。一時間，儒家文化與韓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儒學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目前并無定說。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元3世紀以后隨著官方儒學教育機構的出現，儒家思想在朝鮮逐步得到傳播，政府派往中國研習儒學的留學生亦日漸增多。788年，新羅仿效中國實行科舉制，熟讀儒家經典成為希望為官入仕者的進身之階。 1392年建立的李氏王朝進一步推行尊儒抑佛的政策，程朱理學迅速升級為朝鮮的治國方略。
1961年5月16日凌晨，漢江邊上出現了一批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接管了國家權力。樸正熙政權治下的韓國選擇的是一條 “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主要特征為少數政治精英和技術官僚壟斷決策權，國家通過指令性計劃廣泛干預經濟。令人深思的是，曾以血的代價轟轟烈烈地推翻李承晚獨裁集團的廣大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市民，為什么此時卻默默地接受了樸正熙的威權政治呢？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李承晚之后的張勉政權，其“民主=無政府主義”統治下一盤散沙式的社會狀態，讓韓國民眾更加深刻地意識到了儒家倡導的秩序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為“三綱”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力主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李朝的500年間，朝鮮統治者就是依據這樣的信念自上而下治國治民，進而實現長治久安的。而后，雖有日本宗主國觀念的廣泛散播和西方民主觀念的潮水般涌入，卻均未能從根本上撼動儒家思想的主流價值觀地位。
如果說，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為韓國經濟的持續穩步增長提供了外部保障，那么有目共睹的教育進步，則是 “漢江奇跡”的內部動力來源。儒家堪稱敬學尚賢的典范， “有教無類”、 “學而優則仕”等主張便是明證。在韓國，這種久遠的教育觀漸漸內化為樸素的 “賣掉黃牛也要送孩子上學”的尊師重教之風，并最終成就了教育事業的騰飛。樸正熙上臺后，積極推行教育先行的發展戰略。在他統治期間，韓國初高中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至1965年，教育開支在政府預算中所占比例已超過15%，僅次于國防預算。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為了把過去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今后的人力資源，培養出大量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韓國政府十分重視職業教育： 1963年，依據 《大韓民國教育法》 “優先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原則，頒布了 《產業教育振興法》，明確規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義務推動職業技術教育事業的發展； 1967年， 《職業培訓法》出臺，職業培訓活動迅速走向制度化； 1973年， 《產業教育振興法》修正案問世，引入了新的產學研合作機制； 1976年，頒布 《職業培訓基本法》，逐漸將職業培訓的對象由技工和教師擴展到其他各行各業和不同人群。通過上述舉措，韓國廉價高素質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漸形成。
在韓國人的日常經濟生活中，同樣可以感受到儒家思想的點點滴滴：孔子崇尚 “一簞食，一瓢飲”、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節儉生活。這種節欲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韓國人的理財之道，引導他們將閑置資金存入銀行，而由此帶來的高儲蓄率是韓國經濟維持長期高速增長所需資金的重要保證。韓國威權政權有力地掌控著市場經濟發展的宏觀方向，微觀經濟活動的規范性則更多地依靠單個行為體的自我約束。正是在此處，儒家的義利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規制作用。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評價標準，有效地抵制了資本積累初期的非法斂財的沖動。由于大多數商人恪守著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韓國經濟得以較為有序地運行。
在韓國成長為 “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歷程中，勞資關系相對和諧，這也與儒家思想有關。孔孟始終強調君子應有仁愛之心，不僅要 “親親”，更要 “泛愛眾”。樸正熙巧妙地將儒家的仁愛說與企業經營結合起來，認為應在企業主與員工之間營造家庭般的氣氛，發揚親如兄弟的友愛精神，建立起和睦的工作關系。很多經營者響應樸正熙的號召，著力凸顯企業主與員工間友好相處的重要性。比如，創立于1947年的LG集團堅持倡導企業內部的 “人和”與 “團結”，勞資糾紛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上。
1997年，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席卷亞洲，韓國是受沖擊最大的國家之一。在此期間，很多人激烈地批評儒家思想助長了政治上的威權統治和商業上的家族經營，認為應徹底予以拋棄。這種觀點有其一定的依據，但批評者決不能對危機爆發后韓國公眾自愿捐贈200多噸黃金和傾其所有購買國貨的愛國行動視而不見，此舉與儒家思想提倡的集體主義不無關系。同樣，更不能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曾對韓國“起飛”起到的推動作用。馬穎、周劍麟兩位學者幾年前曾撰文指出，“對具有韓國特點的現代化產生最持久影響的傳統文化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謂一語中的。
近現代韓國的儒學觀
韓國儒學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檀君神話，這是關于韓國民族起源的神話。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時期，漢字的使用開始普及，各國開始記錄國史，并逐漸實現思想的體系化。三國君主逐漸認識到儒學在治國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使之與本土固有思想實現結合。668年新羅統一三國后，儒學在政治與生活倫理上的作用進一步強化。麗末鮮初（高麗末期朝鮮初期）為韓國從思想上開啟了儒學一統天下之門。
朝鮮王朝500余年的統治無疑奠定了儒學的官方權威地位，但近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命運卻使得儒學的前途黯然無光。當時的知識分子甚至提出了“儒學亡國論”，認為朝鮮儒學太專注于“空理空談”而忽視于經世致用的實踐，所以是導致國家滅亡的元兇。近代學者樸殷植曾將儒學的弊端歸結為“分裂的朋黨政治；因循守舊而不革新的傳統；空談禮儀而不重視經濟的虛榮；重視個人道德修養而忽視國家問題”，等等。
盡管如此，在近代開港不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曾經是韓國弱項的科學技術一躍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韓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在此基礎上一舉邁進世界前列。不僅如此，韓國還成功實現了有步驟的民主主義，這就使得韓國經濟界和學界紛紛在思考“我們為什么會成功”。最后，他們找到了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要因，即“儒家資本主義論”。其核心要點是：儒家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源的培養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式的政治秩序和社會傳統使得國家政策得以有效貫徹執行，并在強有力的資源動員和調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儒家的家族共同體主義、重視誠信道德等傳統倫理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韓國現代史上，上世紀90年代對儒學的研究和討論特別活躍，這與取得“漢江奇跡”之后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密切相關。學界對儒學的關注程度說明了其在韓國社會的復興。再往前追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高度、壓縮性的成長使得韓國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這就為反思傳統文化建立了良好的契機。解放后50余年的時間里，韓國通過不斷的民主化斗爭，于1993年結束了軍部統治，建立了文人政府，實現了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兩個進程。這種自豪感使得韓國人開始將關注方向從過去的西方文明轉移到探討韓國文化中來。20世紀90年代中期學術界興起“東亞論”的理由就在此。1997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暴露出東亞經濟模式的局限性。與此同時，所謂的“亞洲價值”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韓國學者金景日所著《只有消滅孔子，國家才能存活》一書與膚淺的商業主義相結合，在社會上掀起一股“孔子論爭”，于是儒學被視為經濟危機的主兇以及導致當今社會發生病變的毒瘤。學界也有人提出要從儒學中另謀出路的反論，即“儒學對策論”。
可見，現代韓國社會對儒學的認識是兩面的，即“光輝與陰影并存”“批判與力挺并存”。韓國學者認為，儒學本身就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性：它既是經濟發展的動因，又是經濟危機的主犯；它既是權威主義的封建倫理，又是可以與民權、正義等現代民主并存的政治倫理，也是可以彌補西方自由主義缺陷的對策；它既是束縛女性的桎梏，又為我們提供了兩性相伴倫理的理論依據。
盡管有上述評價，但韓國學界仍在嘗試儒學與民主主義、資本主義、家族主義等相結合的問題。當然，這種嘗試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人批判說，這些只能限于或者止步于討論而已，因為“東亞論”“亞洲價值”“儒家資本主義論”等都是基于或引用西方的理論來研究東方。還有人主張要對“共同體主義”進行再詮釋。因為立足于家族紐帶基礎上的儒家共同體主義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動因，也是因學緣、地緣、血緣等關系網絡而阻礙經濟發展的人情主義的主犯。即便如此，這種共同體主義一定程度上也是克服西方個人主義弊端的對策。
當前韓國儒學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受上述影響，當今韓國社會對儒學的認識也存在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性。積極因素主要體現在：它創造了朝鮮時期500余年輝煌的歷史文化，正是這些才使得韓國的文化遺產和文化商品在世界廣受歡迎；重視道德和正義的朝鮮儒生們所具有的儒雅教養和樸素意識是韓國人精神力量的源泉；韓流的成功、韓國文學地位的提升以及韓國文化產業的發達離不開儒學追求真善美的倫理價值；韓國社會高漲的教育熱正是在儒學重視人才的環境下形成的，這與韓國快速發展為尖端技術強國密切相關。
消極認識主要體現在：儒學男尊女卑的男權主義思想一直是壓迫現代女性的桎梏，特別是很多家庭婦女對此怨言頗深；長幼有序的位階秩序以及排名意識非常壓抑年輕人的心理及成長空間，導致他們回避質疑或提出真實意見；大企業家族式的經營理念以及職場以權謀私等問題都來源于傳統儒學的陋習等。
相較于古代歷史上曾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學，當前韓國儒學的發展面臨諸多方面的問題與挑戰，主要如下：
首先，信奉儒教的人口比例在逐漸下降。統計顯示，近年來不僅儒教人口在總體宗教人口中的比重最低，而且人數也在逐年減少，2015年僅為1995年的1/3。2015年韓國儒教人口總數占據總人口（按5000萬計算）的比例僅為0.151%。這一趨勢不免會令人產生韓國儒教信徒會隨著時間而消失的擔憂。盡管儒學作為一種生活理念仍在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但相比于其他宗教，大部分韓國人越來越羞于表達自己是儒教的忠實信奉者，這與韓國傳統意義上儒學的墨守成規以及回避創新有著很大關聯。
其次，家族主義思想走向淡化。家族主義是推動韓國近代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紀60年代，隨著產業經濟的發展，西方的個人主義正式進入韓國并逐步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特別是近些年韓國經濟不景氣、生活及教育成本大幅上漲以及失業率居高不下，不婚不育、晚婚少育以及老齡化現象越來越突出，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棘手問題。《紐約時報》評論指出，在經濟和人口的雙重挑戰下，韓國家庭所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孤獨死亡”的案例明顯增加，傳統的家庭結構正在發生改變，以儒家為基礎的“養兒防老”觀念在現實中執行越來越難。這會極大降低以家庭道德為基礎的儒學的社會影響力。
最后，傳統鄉校、書院等教育設施也呈現不足的狀態。目前在韓國約有234所鄉校和581所書院。鄉校迄今仍然發揮著地方儒學教育中心的作用。每年成均館與儒林會遴選5所示范鄉校，并推薦韓國政府重點資助。韓國傳統書院基本保存完好，并且于2019年7月以“韓國新儒家書院”為名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與目前韓國國內教會約70000所、寺廟約17100所、圣堂約1756所的數字相比，234所鄉校的數量實在是寥寥無幾。以韓國總人口5000萬為基準，相當于約每124000人使用一所鄉校。不僅如此，目前韓國傳統書院基本處于政府保護下并作為文化遺產來維護或展示，并沒有重新恢復或激活其新的社會教育職能。
今后韓國儒學的發展前景
作為受儒學影響最深的東亞國家之一，韓國今后儒學的發展可謂任重道遠。如前所述，在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的韓國社會，儒教人口減少、家族主義淡薄、財力和人力不足、傳統書院等教育資源的稀缺等問題都嚴重制約著儒學的發展。
照此發展，預計到2025年，韓國儒教人口的數字將停留在5萬人左右。老齡化問題的加重也更加凸顯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而且預計今后擁有堅定意志和極大興趣來投入儒學發展和振興的人才也將非常稀缺，人才隊伍及脈絡傳承就顯得愈發緊迫。為此，韓國成均館于2017年4月制定了《儒教與成均館中長期發展規劃》，并提出了“動員一切力量，改變所有可以改變的”作為行動口號，同時強調“變化是生存的必要條件”。這份規劃重點提出了改革中央組織與地方組織的必要性，主要從改善印象、高效運營、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來進行，力爭最大程度上發揮成均館的主導作用，進而實現韓國儒學的復興。其中還特別提到了中國儒學和傳統文化的復興，認為韓國儒學應該借此東風，加大與中國的文化交流，為自身發展提供更好契機。
韓國政府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除了在財政上大力支持儒學外，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如以縮短工作時間、增加上班族娛樂休閑為主要內容的“work and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平衡）”。這項措施不僅會促進各種文化消費，而且很大程度上將會增加父母與子女等家庭成員的相處時間，對強化家族紐帶具有推動作用。不僅如此，政府還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鼓勵生育、應對老齡化問題等。同時，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文化財廳與地方自治團體聯手于2017年開始實施如下內容：積極支持書院與鄉校的振興事業；重點打造兼具歷史厚重感與現實生動感的鄉校和書院；努力探索書院與鄉校的現代化經營模式；大力資助優秀的書院和鄉校振興項目等。
綜上可見，當下韓國儒學的振興和發展刻不容緩，韓國社會也為此付出了積極努力。特別是韓流文化在全球的成功讓韓國在文化方面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一系列文化古跡的申遺成功又激勵了韓國發展傳統文化的信心和決心。盡管儒學在近代曾遭遇曲折，但對大部分韓國人而言，不管儒學是否為宗教，其傳統理念（仁義禮智信等）依然是人們日常生活踐行的倫理規范。當前，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對韓國儒學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中韓文化交流對兩國友好關系的發展至關重要，儒學正是加強兩國文化交流的精神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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